档案里的抗战家书｜纸短情长话家国

　　“夫今死矣！是为时代而牺牲。”1934年11月24日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、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吉鸿昌就义当天的绝笔，字字千钧。这位变卖家产购枪抗日的将领，信中不忘托付妻子“教养子女”。舐犊之情未减分毫，赴死决心坚如磐石。

　　“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”，这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写给妻子刘志兰的最后一信。3日后，生命定格在太行山。举重若轻的笔触里，是革命者的大从容。

　　“万千万千！我仍健朗如常。”“希望有长的回信，藉以洞悉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。”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的戎马家书中，一面与妻调侃未来孩子可名“流离”，一面分享作战间隙研读《苏联红军战史研究》《母亲》等书籍心得……37岁就壮烈陨落的生命，曾经拥抱过怎样的浪漫与豁达。

　　“母亲死后，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……”1936年，颠簸的囚车上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，在烟盒纸上写下绝笔。人们仿佛看见她最后一次试图拥抱年幼儿子的模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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